接着上面两篇博文《嫁给中国科学家的外国女人（1）苏步青与苏米子》，《嫁给中国科学家的外国女人（2）裘法祖与裘罗懿》，继续讲述那半个多世纪前，那个积贫积弱，处于战争动乱中的中国，一批从海外归来的中国科学的脊梁和他们的外国爱人。我知道黄昆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还没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，我是在自己旁听物理系的一门课《固体物理》时，老师选用的教材就是黄昆编写的，我被书中很多高深的理论给着迷了，慢慢地也就知道了黄－里斯理论和他的英国爱人李爱扶。
（1959年，黄昆和夫人李爱扶（英国人）游 览北京长城。）
黄昆在利物浦大学担任ICI博士后研究员期间，除了撰写《晶格动力学》，这段时间黄昆还连续完成了两项开拓性的学术贡献。一项是提出著名的“黄方程”和“声子极化激元”概念，另一项是与后 来成为他妻子的里斯（A.Rhys，中文名李爱扶）共同提出的“黄－里斯理论”拓展了多声子跃迁理论。他与妻子在1950年合写的这篇《F中心的光吸收和非辐射跃迁理论》论文，至今仍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 必引的经典文献。我前不久检索发现，从1975年以来，这篇文章被他人在SCI刊物引用734次，其中1994年以后被引用240次，平均每年20多次。
黄昆和他的“洋夫人”艾夫•里斯之间的爱情与婚姻也是科学界的一段佳话。小他7岁的威尔士人里斯，1926年生，英国威尔士人，原是布里斯托大学物理系本科生，大学毕业后 与黄昆同时来到了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，担任系主任弗洛里希的行政助理，并帮助黄昆进行理论计算。黄昆的聪敏与敬业深深地吸引了里斯小姐，而里斯小姐的学 识、勤奋和温柔美丽也给黄昆留下深刻印象。共同的事业追求与爱好把两个不同国籍的青年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。从此，在黄昆成功的背后，一直有一位来自异国的 贤内助的默默奉献。
1952年4月，里斯克服重重阻力，远涉重洋追随着他来到中国，先期回国的黄昆特地赶到天津去迎接她。黄昆的哥哥给里斯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———“李爱扶”，既是谐音，又寓意“乐于助人”。不久，二人喜结伉俪，相敬如宾，抚养的孩子均学有成就，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家。
到中国4年后的1956年，李爱扶被批准取得了中国国籍，1959年起，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参加工作，任电子学工程师。她勤勤恳恳地工作，认认真真地做事， 为北大物理系实验室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一晃已经40多年了，出于对她由衷的尊敬，黄老的学生们都尊称她为“李先生”。
黄老的家位于北大东门东侧的一个小区，一律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那种五六层的红砖房。小区尽处，是一栋青砖房，显得颇为陈旧古老，墙上还 隐约可见那个特殊年代留下的大字标语。二楼东侧的那套小三室房子，便是黄老的家———是那么狭窄昏暗，堆满了书，显得非常拥挤，大门口放着一个古旧的木 箱，木箱上面是中科院物理所赠送的一幅字：“壮志不已，耕耘不辍”。
屋里的家具，可以看出都已伴随主人多年，略显陈旧。两张沙发、一台电视、一部收音机，这就是书房兼主卧的客厅，沙发后面的墙面上是一幅悬挂多 年的松竹梅“三友图”。客厅门口的一张小几上，摆着几位年轻的外国男孩的照片，那是老太太远在英国的娘家人。一张全家福挂在门口左侧的墙上。
“夫人到一个具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，中国的一切，从语言到做饭，都要从头学起。”黄昆对夫人李爱扶打出了“90”的高分，“她为了爱 情，宁愿舍弃一切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操持家务上十分俭朴。”难怪许多和她接触过的人对她的评价都很高，“她比中国的贤妻良母还贤妻良母”。1999年黄 昆患上了帕金森病，连扣扣子都有点困难，家里的事情几乎全靠夫人操持。就在那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颁奖大会与会前，76岁的黄夫人竟然主动要求要陪黄老一起 去一趟人民大会堂，要去感觉一下那里的温度，好为黄老准备参加颁奖大会的衣服。坐在汽车后座上，等着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彩排的两位老人，像一对朴实、普通的 北京老人一样，穿着厚厚长长的羽绒服，帽子下露出几缕白发，但是他们不苟言笑的表情，紧抿着的嘴唇，言简意赅的话语，就连脸上的线条无不都显现出两位科学 老人独特的性格：他们似乎刻意和周围的一切保持着一种距离，维护着自己科学研究和私人生活的空间。两位老人的气质很接近，如果不是黄夫人深陷的眼窝和眼睛 的颜色，几乎让人忘记了她是一个英国人。
当谈及二老业余兴趣与爱好，黄老兴致高昂：“如果说有什么兴趣，那就是散步，或者说是走路，还有爬 山。在60年代，每个礼拜天我跟夫人、孩子去登妙峰山，后来年纪大了，体力差了一点，便到香山爬山。”原来运动是黄老的第一雅兴，曾经一家人多次到鬼见愁 （香山最高峰）比赛，看谁最先到达顶峰——“那时候，我大孩子跟我旗鼓相当，获第一名次数差不多。”看来，征服科学顶峰的黄昆院士在攀登现实世界中的山峰 也并不示弱，“到后来发现连鬼见愁登上去也有点勉强，更不谈比赛了，逐渐只能走到半山腰。”如今，身体已经大不如昨的老人连香山也爬不上去了，只是每个双 休日随夫人到颐和园去爬“一个说不上山的山”。“坚持走路，是我业余的一个习惯，走路让我心情畅快无比。老年人嘛，应该多活动活动。”
黄老的理论对信息产业（特别是光电子产业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，比如手机的发展就与此有密切关系，但当我问他有没有手机时，老人却摇了摇 头：“不会用。”
（杨振宁与黄昆夫妇合影）
（2000年7月31日，李爱扶，黄昆，李政道，杨振宁（左起）出席在香港召开的第三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大会）
（2002年，黄昆与李爱扶风雨同舟一起度过了50年）
谈及黄先生为什么选择回国：
黄昆选择在他科学研究的黄金时间（当时30岁出头）回国，对他后来在学术上更上一个台阶影响很大。他在英国做博士后的一些同事，有几位当时的研 究并不如他，但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。他觉得自己选择回来这条路没有走错，他说回国后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，在北京大学建 立了我国自己的普通物理、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三门课程的教学体系，培养了大批的人，这个远远比个人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更有意义。
黄昆在1947年留英期间写给杨振宁的一封书信里就流露出这个思想。在信中，黄昆提到了导师莫特对他产生的影响，他说：“像他这样的少 数几个人就支住了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，假如你要坚定地走科学研究这条路，还有什么比建立一个中国物理研究中心更让人兴奋呢？……它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诺 贝尔奖还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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